【视频】杰克马当老师，这是好事-松之苍悠
深度和维度如果一个人喜欢历史和哲学，心就会变得强大无比。因为历史讲永恒，时间上的永恒；而哲学讲维度，空间上的无限。有了永恒和无限，别人无奈时，你会释然；别人恐慌时，你会勇敢；别人无知时，你会清醒。
公元1560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日本正亲町天皇永禄三年。
1560年5月，身为足利将军家庶流的骏河战国大名今川义元，时值国力如日中天，人称“东海道第一弓手”。今川义元率领2万5000大军，号称有4万上洛觐见将军（打着勤王的名义占地盘）。由于上京之路必经尾张，织田信长知道猫腻，并不愿臣服，决定起兵对抗，但总兵力只有5000人。今川军以三河松平元康（日后的德川家康）率领的三河兵为先锋，逐攻陷织田军堡垒。
足利氏原是上野豪族，也是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同族，足利尊氏在京都的室町开设幕府，是为室町幕府。
幕府是古时日本一种权力模式，尾大不掉就会凌驾于天皇之上，属于中央权利机构第二级。常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进行对国家的统治吴夏荣，其最高权力者为征夷大将军，亦称幕府将军。日本历史上共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三个幕府历史时期张炘炀。足利氏所处的室町幕府恰是幕府机制由盛转衰时期师东兵。
幕府制就是家臣制，上可追溯到夏、商的家臣，西周的命士和战国的养士。真正意义上的幕府制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魏晋。经历隋末乱世，盛唐开国正式成文立制，史称“节度使”制度，节度使乃皇帝家臣，自己在地方上则拥有开宾设府，任用幕僚参与治理的自主权，唐初“节度使”制度为大唐开疆拓土，鼎定盛世基业，唐中之后自节度使尾大不掉新竹园中学，盛唐自“安史之乱”由盛转衰。此制度随日遣唐使传于日本并被广泛运用。
家臣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依据幕主和幕僚之间的私人雇佣关系而非常讲究“个人效忠”。
所以幕府制的权利结构是这样的，天皇依靠各地方的大名“幕府将军”管理天下，幕府将军就是天皇的家臣，只对天皇负责。各地方将军又依靠幕僚管理地方，幕僚又只对幕府将军负责。说到这里友友们或许会问了，那为什么中央不直接任命治理干部呢？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管辖地域辽阔，各级干部都靠财政养活以当时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是无法达到的。只能采取灵活的治理手段，既各级幕主依据当地情况聘用幕僚参与治理。
幕僚参与治理，那得有奖励压。最初一清二白，只能允以制度上的优惠，比如税收和特权。当社会生产力由于幕僚参与而被逐渐激活，作为参与管理的幕僚自然而然就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利益并逐渐形成一个阶层。这样一来依照日本当时的国家治理机制“幕府制”，社会依照幕主和幕宾的从属关系，自上而下就分出三个特权阶层既“日本皇室”，“幕府将军”和从属于幕府的“武士阶层”。理论上参与治理受正统秩序允许的权利特权阶层到“幕府将军”这一层，但从国家层面看，实际上参与国家治理并受益于国家发展红利的阶层也涵盖大量的“武士阶层”。
天皇自身地位稳固的方法是有效确保地方：一方面是幕府将军的“忠诚”教育；另一方面，自身也要保存相当的军事力量和领土封地为以防万一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来保卫自身利益。社会才能在这样的军事平衡下维持稳定~！盛唐中央也拥有中央军和相应较为富饶的大片土地作为制衡各“节度使”藩镇的基础保证
这种状态下无论大唐皇帝或是日本天皇，乃至幕府将军们都看到了社会制度的弊病，而着力改革。（天皇一词源自盛唐，后传于日本，不过他们用到了今天，人我们没有）天皇要“削藩”，结果被幕府给架空了。自1192年镰仓幕府始邪魅妻主，日本天皇就已经被架空。各地诸侯“幕府将军”之间依靠私聘制下的幕僚“武士阶层”相互杀伐。到1560年进入日本幕府制度的第二个阶段“室町幕府”，这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各地大名发起的裁撤“武士阶层”涡阳县教育局。这个阶层过去依靠专给大名“打仗”获得生活来源，不事生产，且享受免税等特权福利。不事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各邦国之间连年战乱，国家财政陷入窘境。幕府作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立主改革也不敢一刀切，逐渐取消了对“武士阶层”的依仗，大量失去生活来源又无一技之长的武士阶层沦为“浪人”在国内为祸四方。
于是1560年福建沿海匪患横行，以“浪人”为旗号由正规军带头的所谓匪患开始肆虐东南。日本由于国内矛盾无法化解，财政无力负担的群体“浪人”阶层，以志愿军的方式登上了大明朝的疆土石雪峰。话说幕府将军虽然口气挺大，但自己心里还是有点B数的，不过是想借着大明朝的国土来解决一下下“浪人”的生计问题，也就是最早的危机转移。但理论上还是要给出一个“大日本雄起的”方向性指引，至于能打到什么程度其实幕府将军心里也没数。
此时的大明朝正值嘉靖39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调任今宁波，绍兴，台州参将全面负责抗倭事宜。
（北镇抚司镇抚—陆文昭）
（东厂锦衣卫实际控制人—魏忠贤—司礼监秉笔太监）
（登州卫指挥佥事，是由大明开国朱元璋创办的官职序列中的“锦衣卫”共分五级：以锦衣卫指挥使为首、指挥同知为副职、指挥佥事为属员、南北镇抚司镇抚为下属机构下辖千户。一般选拔录用者均为皇帝心腹或开国将领的后代所司专职，受命于皇上亲自调动。爵位获得，前期系制度确保下的世袭罔替，后期就不一定了，比如《绣春刀》中的沈炼和陆文昭就是明亡清兴转折萨尔浒战役幸存者，证明了忠诚的草莽出身。获得锦衣卫供职，该阶层在大明朝基本福利基础上享受良田，免税和免徭役）
大明开国，洪武皇帝以杀伐酷烈著称，随朝高官在朱元璋驾崩前几乎屠戮殆尽，显有善终者。洪武四大案，仅凉国公蓝玉案株连者既超过1.5万人，当时的明首都南京，可谓人头滚滚，肃杀漫天。朱元璋为了后世能够承平天下也可谓煞费苦心。怕的就是这些勋戚（开国元勋，相互结成联姻或者和皇族成为亲家）做大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架空了皇帝。这样的阶层，一个时期内是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接受恩赏之后随着局势发展，另一个时期内则会成为大明王朝掘墓人的不二之选。
封建君主制度是建立在历代皇族的阶层利益之上的，大明也不例外。朱明开国为长治久安，主要实行了三条治理方略：一，广收人心，天下士绅田产厚薄均不纳粮；二，为了子孙后代永享太平杀了随行的开国将领，防止他们以后尾大不掉，架空皇权；三，为防祸起萧墙，经继承人选拔之后的皇子也不得直接参与到地方经济治理中，皇子被严格限制与地方官僚的来往，作为确保皇子们养尊处优的生活来源，可以获得及其丰厚的封地田产。这就是大明开国的制度设计。
由此自上而下产生了这样一个税基结构：首先皇族被限制了经济权利，增收的唯一手段就是制度许可下的封地田产。所以生孩子成为了皇族增收的主要手段，生一个孩子就是一个王爷，一个王爷就能获得一份封地，到明嘉靖年间大明皇族人口急剧膨胀，天下良田半数尽归皇族且不当差不纳粮。
其次是：天下士绅被田产厚薄均不纳粮，科举选拔参与治理国家的官僚机构也大多出自士绅阶层，形成皇族和天下士绅共治的格局，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在朝官僚和乡野士绅的利益同盟。自耕农和对外贸易便成为大明国库仅有的税负来源。
由于文化性制度的约束失效，后期自耕农为逃避日益繁重的税赋徭役，纷纷带挟自家的薄田并入当地士绅豪族包身为奴，至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情形可参见 《红楼梦》的大观园）。
这就相当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官僚阶层断了大明国库一臂，还剩一臂，出口贸易。大明自永乐郑和下西洋打开商路之后，东南沿海便成为通商贸易的主要路径，也成为大明税基除去自耕农之后的另一主要来源。
如果一切照旧，事情还能凑合。不巧明自开国便恰逢地球小冰河期，对于普遍处于农业社会的国家来说，农业减产就意味着税收减少，加之制度使然。两国国情都遇上了绕不过去的“改革难题”。日本幕府制下的“武士阶层”尾大不掉，自己改革难成就只能祸水外引；大明则因皇族与士绅共治天下的祖制而导致改革走入死胡同。由此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以“浪人”为掩护的正规军袭扰商路抢劫财富，戚继光调任东南任职参将具体负责抗倭工作的局面。
自明初洪武海禁历经“靖难之役”大明以下西洋，征安南，平贵州，迁都北京的“永乐盛世”透支了大明60年的税负。由于一直忙于内患政治而无力彻底清剿倭寇的疥癣之疾，至明嘉靖时期国内政局戡乱最终形成尾大不掉，最后在明的内因催生下，沿海倭患即刻便变成了压垮明王朝税基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的大明内有：皇族占尽天下良田半数则分文不缴，官僚士绅沆瀣一气兼并土地而合法避税。外有匪患横行，打劫商路。边关有哈密势强（今新疆东部），财政问题成为横陈在大明王朝前迈不过去的坎。
改革唯有拿既得利益阶层皇族和官僚士绅阶层开刀，大明迎来了“嘉靖中兴”的改革，由此大明换来续命契机。当时天下田产以藩王，勋戚、官僚、宦官和士绅为巨据不完全统计，天下田赋锐减427万公顷，而皇族勋戚则无病呻吟（参看《贾宝玉和林黛玉》）各州失地人口民变四起。
（天下民变将起，总以商人取利）
任用严崇实乃无为之举，过渡政策。严崇自嘉靖31年，先后除去夏言，曾铣从此朝堂为之一清，党争获得暂缓，逐受宪宗重用，其门生故旧又多盘踞于盛产盐铁和蚕丝（工业蝴蝶肋骨，进出口发达）的两淮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盐铁赋税能给朝廷带来丰厚的税源，蚕丝则能为归属朝廷的江南制造局提供稳定的原材料以供生产丝绸出口创汇。彼时掌管江南织造局（国企）的杨金水是皇帝身边李芳的亲信，以两淮改稻为桑查处贪墨一案，既逼严崇短期内凑足了戚继光所需的军饷，也给在职公务员解决了欠薪，最后严世藩以通倭罪（叛国）被处以极刑黑带九段，严崇则处以乞食还乡免于一死。
嘉靖一朝的改革初见成效，为之后的隆万大改革奠定了基础。将大明国运向后延续了122年~！
然而，千改万改绕不过帝制的门槛，改到皇族头上就改不下去了，明至崇祯已无回天之力。至大清，雍正殚精竭虑下蹲困难，事必躬亲，日夜不休十四年，靠着丹药“伟哥”终于把摊丁入亩推行下去，中国正式迎来了税收比例依据不动产登记条列来收的年代。但还是绕不过“八旗子弟”的坎，逐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宣统逊位。大清亡
所以史家笔下的盛极而衰东方朔救乳母，本质上是财政透支后的政治制度改革邂逅导致的经济制度失效，最后导致“体制崩溃”。任何制度，无论是封建君主易充网，前有大明嘉靖皇帝，后如大清雍正皇帝，只要有必要都会毫不犹豫的加以扭转。然而历史的无趣在于：改革失败无非，郑艳东文化性制度对生物性本能的约束屡屡失效，即基于一己之私而无视客观规律；历史的有趣也在于：改革成功，无非文化新制度对生物性本能的约束有效一次。（参见：GXD人，不信这个邪）历代改革都基于此，改革就意味着对保障统治稳固的根基重组。前有豺狼挡道，后有虎豹追咬，改革从来都是一个王朝兴衰的生死劫难。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改与不改从来都不会因为哪个君王的主观意愿而发生丝毫改变。中国不能，美国也不能！就看谁的历史准备充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