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22，鲜红的历史烙印！-融天下企业管理
当初，我站在影厅的门口默默看完了《二十二》的纪录片！
致谢，深深的致谢！
或许是因为等彩蛋的缘故，渐渐习惯了看演职员表和致谢。
但这次明知不会有彩蛋，却还是不声不响地等到了屏幕完全暗下去。
因为一种似是而非的仪式感和无言的感动。
为那致谢的三万个名字而感动。
纪录片《二十二》
“慰安妇”题材片子是个雷区，既是政治的雷区，又是票房的雷区，所以这样的片子基本无例外地走上了众筹的道路。
韩国前年上映的“慰安妇”题材的电影《鬼乡》早在2002年就写好了剧本，经过十二年，七万五千人的众筹才得以开拍，最终在两年后得以上映。
而《二十二》也经历了颇多曲折，导演是在14年收到了张歆艺的启动资金后，开始自己的调研拍摄，到15年的10月就拿到了公映许可证。
但是缺乏宣发资金所以未能立即上映，再经过三万余人的众筹，才凑够费用让影片走上荧屏。
所以在影片结束我站起来的那一刻，由衷地觉得这些众筹者值得尊重。
最后的致谢里30000余名字慢慢地从屏幕上爬过，我不由得想起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的“哭墙”。
（致谢名单）
虽然前者是生人，后者是亡者，但我看到了同一种东西——纪念。
那是一种我们不该忘却的力量。
这是一部纪录片，不存在什么曲折的故事，你所能见到的只是历史的碎片和伤痕。
但对于《二十二》，小融君想先谈谈：拍什么？
这首先是一部沉重的电影。
在二战期间，中国有20万妇女被日军强迫充当性奴隶，还给了她们一个抹不去的称呼，“慰安妇”。
2012年，导演郭柯拍摄韦绍兰老人的纪录片血色妖瞳，当时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32人，于是他将纪录片命名为《三十二》。
2014年，郭柯启动新片，从2014年1月拍到7月，摄制团队30多人，跨越五个省，拍全了22位幸存者。
《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
片子由一位被强迫成为“慰安妇”的阿婆的葬礼开始，展开来描绘了处于不同生存状态的被迫成为“慰安妇”的阿婆的生活场景，中间穿插了几个致力于改善慰安妇生存状态的志愿者的访谈。
叙事节奏放得很缓，最后又回到了片头阿婆的葬礼，众人抬棺送葬，大概预示着历史即将尘封。
电影没有直接透视历史，而是为我们展示了老人们的生活日常
病床上的输液管、窗台上排列整齐的药瓶、房间里陈旧的器物……
生命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这些生老病死，是她们无从回避的现实境遇。
她们有的随养女生活，还算安享晚年。
有的老人独居，趁着身体硬朗还能勉强自理。
电影的拍摄，就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毛银梅老人白色女王，原名朴车顺，韩裔。
那段悲惨的经历，她很少对人说起，就连养女也是在韩国志愿者到家里拜访后，才略有耳闻。
隐忍多年，老人对外公开身份后，安宁生活起了波动。
“报纸电视登了她的情况，（外人）议论啊，说她是韩国人啊，被日本人欺负啊。”
她被日本人骗到中国，说是去工厂做工，却被关进了武汉的慰安所。
时至今日，毛银梅老人还会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进”“请坐”，都是在慰安所被强迫说过无数次的话东方玉梅。
湖北积庆里，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慰安所遗址
时间抹去了表面的血迹，但身心的伤口，无论结疤多少年，仍然会痛。
《二十二》没有一味发掘血污，而是选择记录下，一张张被慰安妇的刻板形象所遮蔽的真实面孔舞女泪原唱。
她们的生命里有痛，更有爱。
毛银梅老人忘不了家乡的韩国歌谣。
她唱起《桔梗谣》和《阿里郎》，好像在这歌声里，她才能找回对童年和亲人的依稀记忆。
李爱连老人，两次被抓进慰安所。
年迈的她喜欢喂院子里的野猫，本来就一只，后来是一群。
家人说，好东西她自己舍不得吃于震环，竟先喂给猫吃小刀会序曲。
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她还是对生命那么温柔。
林爱兰老人，她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抗日英雄。
14岁就参加了海南的抗日游击队，偷过日本部队的弹药，杀过两个日本兵。
很难想象她是一个多么刚烈的女子。
右腿残疾，是因为当年被关进慰安所后，继续反抗，被挑断了腿筋。
到老了，这个脾气都没有变，屋子里放着各种刀，她说，“用来砍小偷”。
她最担心被偷走的，先婚后爱txt是一枚2005年政府颁发给她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这是昔日战斗过的荣光，所以她格外珍惜。
在这部《二十二》中，涵盖的不只是历史的亲历者，还有那些长久以来，善待历史的人。
在他们与历史的交互中，又各自有不同的心路历程。
张双兵，乡村教师，更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从1982年起，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走访过127名幸存者，出版过纪实文学《“慰安妇”调查实录》。
他说——
这些老人受过的苦和难，很想说，很想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很想跟人分担这份苦，说出来就轻松些。
但是在这个环境面前，她承受的压力非常重，她有子女，她不敢说。
他想为受害者伸张。
当初一腔热血，要为这些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这么多年过去，张双兵目睹了太多幸存者一个个离世汇成和苑，诉讼却毫无结果。
他说，后悔了。
米田麻衣，日本留学生。
她志愿探访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有5年的时间了。
剧组随她去一位阿婆家，才知道阿婆已经过世。
米田麻衣最初对这些“慰安妇”老人充满同情和愧疚，但后来又被她们乐观生活的态度打动。
她提到有次拿来日本老兵的回忆录给阿婆看，阿婆看见照片没有怨气，反而笑了，说：“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了。”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93年，他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此后，他还参与帮助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寻找慰安所遗址、做口述史等工作。
得知林爱兰老人的坟没有墓碑，苏教授找人为她刻了一块碑，终于在去年，碑被立了起来。
作为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竭尽所能，让那些被历史绑架的人，和主动肩负起历史的人，同时站到台前。
这样的电影出现在院线，就已经是胜利。
说完了“拍什么”，我们不可回避地还要谈及——拍得怎样？
或许会令人失望，必须诚实地说，《二十二》并不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
它所拍摄的素材太稀薄，无法支撑起它沉重的主题。
苏智良教授也向导演坦诚，片中对老人的采访，没有提供什么文献意义。
剪辑师廖庆松看完素材，表示“这个很难打动我”。
《二十二》记录了很多人，但普遍流于表面；它想触动苦难的历史，又总是浅尝辄止。
以至于有人说它“消费受害者”。
那么，该如何评价《二十二》呢？
小融君的态度很明确——
它不够好，但值得我们起立鼓掌。
首先，导演承诺：
如果有盈利，我个人的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说出“消费受害者”的诛心之论。
再者，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
电影没拍好，错在谁？
导演？
小融君记得片中不止一次出现过“断片”。
毛银梅老人在回忆过去时，越到深处，她的言语越含混。
最后她直叹气——
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
李爱连老人，从来不愿向人诉说。
之前记者、志愿者问她，她就随意糊弄。
剧组取得她的信任后，她愿意打开那段封存的记忆，可是一旦打开，切身之痛就会再袭心头。
不讲了，不讲了
导演郭柯在创作初期困惑过：他跟这些老人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
是导演？是记录者？是观察者？
最后，他决定回到初衷。
拍摄《三十二》结束时，正是春节期间，郭柯离开韦绍兰老人的家，给她留下500元的生活费。可是道别时，她把他叫进房里清宫游记，拿出四个红包，分别装着100元钱。
“回去给你们父母买糖吃。”
这是在拍摄过程中，给郭柯触动最大的一件事，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过世的奶奶。
他决定，把《二十二》的拍摄对象，就当成自己奶奶，陪她们聊天，逗她们开心。
所以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部以成品为导向的电影。
因为导演不忍心去挖得更深。
有次一位阿婆说着自己被折磨的经历，哭得泣不成声，导演马上叫停。
或许有人期待看到这些，但导演不能拍，不要拍。
导演郭柯
我不拍了。不想拍，觉得没有必要。对她来说打开（内心）是多么难多么痛，我为什么要告诉所有人说‘快来看冀朝鼎啊，她在说了’，这是干嘛呢？
（腾讯娱乐采访）
这个片子毫无疑问应该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们不是你表达的工具，或者用来感动观众的道具，这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会感动的人，自然会被感动。
而不可言说、不愿言说的，只是“慰安妇”受害者本人。
我想这也会是导演的顾虑，如何在纪录片中找到一个重现真实和避免伤害的平衡点？
我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深思熟虑后选择呈现给我们的片子。
他选择这样不卖磨难，不揭疮疤，而是像拍写实摄影一样记录老人们的生活。
小融君觉得《二十二》和《三十二》是相仿的，故事苍白、讲述苍白、镜头手段苍白，需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看完这两部纪录片。
但是唯有用这样质朴的手法，才能还原那段真实。
这种慢慢的李佳丹，娓娓道来的风格，恰恰是最吸引我的。
你慢慢说，我静静听，这不就是纪录片应有的姿态吗？
我们的荧幕上，从不缺少抗日剧。
同样是战争的创伤，南京大屠杀爆发的12月13号被定为国家公祭日，诸多影视作品如《南京！南京乐俊凯小说！》《金陵十三钗》，用不同形式、不同视角回望。
但“慰安妇”呢？
今天面对“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我们是应该自豪地欢呼，还是应该责问——为何70多年过去，绝大部分幸存者已经不在了，我们才迎来了“首部”？
说出历史的真相，不是受害者自己的事，也不是一个导演能够完成的任务。
同样关于慰安妇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去年引发了国民观影浪潮，《鬼乡》的导演赵正莱，这次也专门为中国的《二十二》鼓气。
注意看《鬼乡》的一个情节，1991年，韩国政府鼓励受害者出面举报。
老人来到举报中心，面对工作人员，强作镇定，但又羞于启齿。
当时的社会由于偏见，认为谁要是主动说出“那样的过去”，肯定是疯了甲斗王。
老人听到别人的议论，瞬间崩溃，近乎嘶吼地质问——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怎么样？”
“慰安妇”们不是不愿意说，问题是天宫山，有人去听过她们的委屈吗？
在全社会异样的眼光下，什么也说不出来。
导演郭柯曾经带着《三十二》到韩国参展，被邀请参加了一个集会。
韩国民众聚在日本大使馆前，高声喊出受害老人的名字，要求道歉，为老人表演。
在他们脸上，表现出来的是对要求正义的理直气壮，是对老人全心全意的接纳和关怀。
这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习惯的一部分。
可是这样的画面，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陌生？
为什么《二十二》终于愿意为她们开口了，却只能等来一个又一个的欲言又止？
因为刘淳晴，我们来晚了啊。
今天说“欠某某某一张电影票”，那是一种道德绑架。
但对于她们，你别说，我们还真欠了。
就在2017年，90岁的黄友良老人离开了我们，“二十二”现在已经变成了8。
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
黄友良老人特别勇敢，她站出来坚定地说：
“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所以从一部纪录片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它是合格且出彩的。
讲完电影，我还想说一些题外之意。
原本以为看完这部电影，我以为会生发出一些“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
看完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肤浅了。
这些被强迫成为慰安妇的老人们固然经历了我们无法体会的苦难，但是她们早已放下了愤怒和憎恨。她们经历了苦痛的岁月，但没有消极性的活在过去！
她们不需要同情，要的是理解和陪伴。
陈林桃老人说的话特别触动我：
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
不要再打仗
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
这句话表达的不是原谅或遗忘。
而是唯有真正的受害者，才能够真正了解战争带来真正的痛苦，并拒绝历史重演！
以悲悯的心态，祝福她们依然怀着希望的世界。
该铭记的是历史，该正视的是人心，该以正确姿态认识她们的，也是人心！
面对“慰安妇”这一争议题材，小融君一开始也心存疑虑。
会不会有「打扰受害者，消费苦难」的嫌疑。
很显然，郭柯导演以他的善良，做得比任何人想象中都好。
没有过多的控诉，只是还原老人们的生活。
而这就是老人们真实的生活。
没有大鸣大放的情绪，没有日复一日的凭吊和愤恨逐月传说。
她们记得「过去」，却没有让自己活在过去。
其实，“慰安妇”这一说法来自日本。
最早是开脱罪责的说法。
片中有老人回忆起来，当年都侮辱性地管她们叫「日本娘」。这些来自周围人的压力，在片中一笔带过。却有千钧重。
老人们被诬蔑是「汉奸」，苏拉文雅被邻里说三道四。
《三十二》中的混血儿罗善学，甚至被同母异父的亲弟弟威胁要买凶杀人。
“慰安妇”是日方的粉饰，「日本娘」却是国人的羞辱。
有些人，并没有好好认识“慰安妇”这三个字背后沉重性以及历史性。简单粗俗的理解，成为了她们不愿意启齿的重要原因！
直到今天，类似的羞辱也不少见。
2016年，央视做过一期《新闻调查》节目，关注上海的慰安所旧址拆除问题。
接受采访的路人，竟然大多是这种论调。
不是很光彩的
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对，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慰安妇”就是ji女啊
正应了郭柯导演的初衷
把历史符号还原成具体的人。
看过《二十二》之后，小融君不相信他们还能如此理直气壮，颠倒黑白。
我们纪念战争的不幸者，除了是要维护不幸者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记住这一切的源头是战争。
据导演说，他已经不再准备拍这个题材的片子，他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不会有《十二》、《二》之类的了。
事实上，22这个数字已经到了8。
再过一段时间，数字8会变成0天眼小神童，但是看完电影的我，心里早有一座碑。
刻不下20万被迫当慰安妇的不幸者，但是上面刻着22。
永远纪念，永远不忘战争之殇。
“犯我中华者刘璀翎，虽远必诛”固然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这样的疼痛，也是这需要纪念的。
愿更多人心里有座《二十二》的丰碑。
经历过那么多苦难
她们还是对生命那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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