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垂燊致自杀者遗属：不要活在愧疚感中-HEALTH
孔垂燊
作者和她的父亲在1976年的合照。他的父亲曾多次企图自杀。
在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想出新办法自杀，就像我的鞋码要加大一样频繁。我的便士乐福鞋，他的药片；我的塑料凉鞋，他的一氧化碳；我的马丁靴，他的剃刀。在我4岁、10岁和28岁的自杀企图，是其中最危险的三次。
我们在路旁找到了他，在床边找到了他，在祖母的车库里，看到他试图把我们称为“奥卡巨鲸”(Orca)的那辆巨大的灰蓝色奥斯莫比尔汽车变成他的坟墓。
在他不去尝试自杀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想法：他今天活着，一天，又一天。我对他的爱足以让他继续活下去了。
让他活下去是我的责任——这种感觉是个非常糟糕的负担。我努力让自己安静一点。如果我的姊妹和我笑出了声音，他便会生气，接着他就会感到难过。难道我想笑的欲望胜过于我希望父亲活下来吗？我努力让自己不去要求什么，不论什么，比如放学后和朋友一起吃披萨的钱。如果他手上没有多余的钱，他便会愧疚，这会让他沮丧。难道我想要一块披萨胜过于想让父亲活下来吗？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推理，同时也是自欺欺人。
现在我明白了，他的自杀企图未能成功一半在于偶然，一半在于后悔，而随后让他活下来的则是药物和治疗，以及需要更密切的看护时的住院治疗。
在经历过所有这些自杀的尝试后，我的父亲在去年七月去世。在清晨厚重的雾气中，他与一位朋友走在路旁，被两辆汽车撞死。警方的调查证实了这是一场意外事故。
当我周五醒来，听到安瑟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紧接着凯特·斯佩德(Kate Spade)自杀的新闻后，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哀。既因为他们都已离开人世，又因为他们曾经历太多痛苦。
但我为他们的亲人和朋友而哭泣，我想，他们可能正在回忆自己和逝者的最后一次来往，试图找到未曾发现的迹象，找到他们本应抓住的机会，找到时间线上他们本可以挽救他的那一刻，本可以救回她的那一刻。
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悲哀和同情已经满溢。能看到人们可以付出多少爱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听见人们吹响了主张不应让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号角，也令人十分鼓舞。看见陌生人在网上分享着自己的电话号码：打给我！打给我！你要是到了这个地步，打给我！
但这些督促人们伸出援手去帮助亲人和陌生人的信息却带着一个隐秘而无意的阴暗面：如果一个人成功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就是周围的人对他的关注不够，或者所做的努力不够。
我担心的是这些信息对那些因为自杀而失去了某人的人们所造成影响——再添一层负罪感，加重他们的悲哀。
“与其去想，‘我希望我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如用这样的时刻来敲响警钟，想想‘我希望能更多地在身边，更有意识，更多沟通，更有同理心’，——这会更有成效，”威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药物和精神病学副教授格雷戈里·狄龙博士(Dr. Gregory Dillon)说。“而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并且沟通、理解和同理心在总体上都有所提高——这种境况就不那么容易发展成危机。”
斯佩德和波登去世消息传出的同一周，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发布报告称，从1999年到2016年自杀率增长了25%，在2016年有将近4.5万名美国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意味着，还有许多美国人可能正在被“自己做得不够”的念头摧残。
但就算我把他从吞下的药片、挥舞的剃刀和他吸入的一氧化碳中救了回来，当那几吨重的金属轰鸣着撞向他时，我无能为力。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在身边，去爱，去参与。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分享意见、资源和同理心。我们要尝试，要倾尽一切可能地尝试。
“要把一些终究不在我们掌控之内的事情怪罪于我们自身或他人是残忍的，”纽约的一名心理学家拉加沙·沙利文(Lakeasha Sullivan)说。“但我们可以共同承担部分的重负。我们可以从参与真实的谈话开始——全国性谈话——说说我们所有人心里那个悄悄响起的声音，那声音有时在质疑生命的意义，让绝望和无助开始抬头。”
我们亟须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找到一种不需以死亡来结束痛苦的方式，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他们的企图得以成功，那并不是我们的爱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