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垂燊自私、浮躁、焦虑、疲劳……我们这些面孔背后的规则-识局
孔垂燊
文/张洛鸣
（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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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文章基本属于老生常谈。
既然是老生常谈，干吗还要谈呢？因为它老解决不了呗。多絮叨几遍，或许能有点用也说不定。
特别是，咱中国人受儒家文化影响是很深的，而儒家文化是很强调“内省”的，于是中国人摊上事儿的时候，往往是习惯琢磨“我错在哪”的。
这不是好事吗？当然是。这有什么不对吗？当然没有。
但是，“内因”固然重要，“外因”却也不是可有可无，环境的作用也很大。你看南极的企鹅，它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那是内因，但它之所以永远长不成羊驼的样子，是受南极这个大环境的限制。
同理，咱们人类也会受环境的影响——不一定是受气候环境、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至少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社会环境，是由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决定的。
那咱今天就聊聊规则。
顺便说一句，这个文章是针对我这样的普通人写的，如果您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那就完全没必要在意规则的影响了。那样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多看看“成佛后应该做什么”之类的帖子，这篇文章可以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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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好的规则，也要人来执行。”
这话已经流行了很多年。那意思好像是说：很多问题其实不是规则的问题，而是人不能好好执行规则的问题。
要说起来，“人”作为一个物种，确实有问题。比如，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些利己主义的因子，不管是不是“精致”，反正有。从这个角度说，“人”肯定有问题。
因为那问题就根植在人性里。
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性都差不多，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得从规则上找原因——比如是不是有的规则更容易放大人性的缺点。你看上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以前，有多少人抱怨中国农民太懒，可是包产到户以后，粮食产量立马蹭蹭地往上涨，比A股坚挺多了。这是因为邓爷爷改变了中国农民的人性吗？
不，他只是改变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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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常听见人们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大家都喜欢找关系，连给孩子上户口这种事，都要托人加塞。说得好像中国人真有什么“劣根性”一样。
我不否认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看重“人情”。但是，“加塞”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人找关系，而在于有多少人找关系有用。事实上，找关系越有用，找关系的人就会越多，因为别人都找你不找，你就被抛下了。
所以，这事实在不能怪找关系的人。那怪被找的人咯？倒也不能这么说。
比如，我负责上户口的事，而你是我多年好友，革命友谊比舒克和贝塔还铁，你找我加个塞，我能不答应吗？再比如，你是我老婆的上司，下个月要参加她的职称评审，你找我加个塞，我敢不答应吗？
我甚至都不该等你开口，就主动帮你办好了。
从这个角度说，这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规则给了我能让你加塞的权力。这让你很纠结——有捷径干吗不走呢？也让我很为难——能讨好人干吗得罪人呢？
我很钦佩那些铁面无私的人。但我也很理解那些自私的人。如果，规则存在纵容自私的漏洞，却要求执行规则的人铁面无私，就等于要求每个人都像包拯那样扛着龙头铡砍驸马、像海瑞那样抬着棺材板骂皇帝。
这真的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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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然，规则不可能完全不给管理者自由裁量权，一点自由裁量权都没有还怎么进行管理。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人都是利己的，就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规则的制定——假如每个人都参与了规则制定，那就等于规则符合了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因此也就无所谓利己了。
这当然只是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不可能办到。不过，让规则制定更民主、运行更透明，确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因为我们要反对的不是权力，而是特权。权力是中性的，特权才是坏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反对特权的关键还不在于形式的透明，而在于资源的开放。举个例子说：你认为什么叫“潜规则”？你以为“只有送礼才能办事”就算是“潜规则”了？
不，真正的“潜规则”是你连送礼的门路都没有。要知道，送礼办事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途径，但它至少是一个途径。如果没人收你的礼，却也没人给你办事，那说明资源仍然被垄断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那个圈子的潜规则是，只有彼此知根知底、互相信任、层次相同的人，才能办事。
那不是更可怕吗？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大家才会对“圈层固化”那样担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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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与“潜规则”相对的是“明规则”，而与“潜规则有用”一样有害的是“明规则没用”。
大家常说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好像又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它其实也与规则有关——正是因为人们看到，行人闯红灯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被车撞到除外），所以才敢闯。
有些人对这种现象非常不理解：闯红灯有什么意义？等红灯不就耽误个一两分钟吗，至于吗？
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于有限公共资源争夺的问题：比如，我们俩都想到马路对面去坐公交车，他闯红灯过去了，正好车来了，他就上去了；而我等绿灯亮了再过，公交车开走了，我就吃了亏。甚至，就算车没开走，可由于他比我先上车，很可能他有座位而我没有。
那吃亏的还是我。
事实上，国人的浮躁和焦虑经常来源于此：大家都知道，触犯明规则是不对的，是有可能遭到惩罚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又目睹了那些打破明规则的人没有遭到惩罚，甚至还因此获利了。这让我们既茫然又急躁：我咋就没想到还能这么干呢？我咋就胆子这么小呢？我咋就被落在后面了呢？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让打破明规则的人吃更大的亏。当然，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对每个闯红灯的行人都罚款可能还有难度，但对一些更大、更重要的明规则，是应当竭力维护它们的权威的。
明规则一旦得不到维护，结果就将是“社会逆淘汰”——遵守明规则的人出局。那人们还能不浮躁、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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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代人的疲劳往往不是身体上累，而是心累。
为什么会心累呢？因为每天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了。特别是，有些“事”本身可能还好，但“事”背后的“人”，尤其麻烦。
关于这一点，我之前在拙作《“煤改气”的锅，不能都让基层兄弟们背》里提到过：我们经常面临两套规则并行的局面——一套规则是各种规章制度，另一套规则是上级的指示要求。前一套好说，因为它一般只针对“事”，但后一套就不一样了，它需要不停地与“人”打交道。
注意，我不是说，上级的指示要求总是跟规章制度不一样，也不是说，上级有意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而是说，这种“双轨制”的存在，让我们即使拿着规章制度，往往还是要等上级点头、拍板。
更有意思的是，上级的点头、拍板，通常并不会超出规章制度允许的范畴。但下级就是得等上级点头、拍板。他往往不能或不敢说，规章制度允许这样做，我就用不着请示，直接去做就好。
其实这个现象不只存在于公务员队伍里。很多企业也是一样，规章制度在墙上挂了一排，但任何事都要董事长点头，要经理点头，要部门主任点头……甚至，要大家坐在一起开半天会，一起点头。
这样一来，下级当然很累——他们几乎没有真正可以用来做事的时间。他们要不停地请示、汇报、协调、沟通、等待……等这一套都弄完，也快到下班时间了，工作还没做呢。
那只好赶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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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可是上级就不累吗？
看上去，上级似乎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他其实更累——权力同样意味着责任。
如果所有事情都要由他来做决定，那么所有责任都要由他来承担。他好像可以把责任推给下头，但实际上，他往往推不掉。
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下级抱怨上级管得宽、伤害了下级的自觉性；上级抱怨下级不敢担当、根本没有自觉性。然而越抱怨，大家就越疲劳。
我之前说过，这种两套规则并行的“双轨制”，并不是谁故意造成的，它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弥补规章制度的滞后和缺陷，被自发地创造出来。
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优点，比如它保证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可以借助它来力排众议——我知道规章制度上没写：这事可以这样办，但我觉得可以，就下个文、讲个话，这事就办了。这比修改规章制度省事得多。
但是，“双轨制”给大家带来的精神成本毕竟太高了。所以，当它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就应该“并轨”。
“卸磨杀驴”，有时也是不得不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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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当我们认为一项规则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暗含了一句台词：这个规则应该改变。但问题是，怎么改变？
说到底，还是靠人来改变。
那岂不是又说回到人的“劣根性”的问题上了？那我扯这半天岂不全是shit？
其实我不能保证我上面的话不是shit。然而我想说的是，人如果想改变规则，那至少要先认识到规则出了问题。如果因为置身规则之中，习惯了规则，意识不到规则出了问题，单纯到“劣根性”上去找原因，那还说什么“改变”呢？
人创造了规则，规则也塑造了人。这本来就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只不过我认为，应该从“蛋”的方面入手罢了。
但愿我不是闲得蛋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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