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lus【钩沉】黄庭坚在大名-大名发布

【钩沉】黄庭坚在大名-大名发布



宋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代表两宋文学艺术成就和崭新风貌的文坛巨擘当首推苏轼和黄庭坚。一代文豪苏轼与诗坛巨子黄庭坚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前人称“苏黄交游最密”“苏公真知鲁直者”,鲁直“亦心契东坡”,二人“风节行谊,铿轰一时,炳耀千古”“宋之诗,以苏黄盛”等。“苏黄”友谊对宋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过深广的影响。
而这被奉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友谊佳话,却是从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发端的嘟啊嘟。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是著名的北宋诗人、书法家。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他,博学多艺,在文学艺术领域具有多方面的深湛造诣,尤其是他的诗歌,名于当代,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他又是我国古代一流的书法家,正、行、草三体俱妙,世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宋代四大家”。

宋治平四年(1067)春,黄庭坚登进士第,开始步入仕途,初调汝州叶县尉,时年23岁。熙宁五年(1072),28岁时,“诏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
北宋时设置四京:东京汴梁(今开封),为国都;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
那时北京“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步,门一十七”,“宫城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跸行宫”。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大名府的繁荣景象。
黄庭坚在北京首尾凡7年。《大名府志》在宋代名宦篇中记载:“黄庭坚为教授,文行足为学者规范,当时甚推重焉。”3年期满。“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年谱》),足见他是个称职的教授。留守文教授作为学官奥雅之光吧,无多大实权,生活清苦,所以他常以杜甫笔下的广文先生郑虔自诩,称为“冷官”。他离开大名府赴任太和时曾有诗云:“六年国子无寸功,犹得江南万家县诗梓佳。”(《次韵和答孔毅甫》)
但是,如果据此看轻黄庭坚在大名时的这段经历,那就欠妥了。当我们对关于他这一时期的“只言片语”的史料以及他的诗文进行研究后不难发现,大名数年,是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时期。根本性的原因之一,是在此期间,他得识于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是北宋文坛领袖人物,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一生在政治上备受打击,但每到一地挨饿游戏,都能留下政绩和美誉。苏轼天资聪颖,学识广博,才华横溢,气势豪迈。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八方风情,交三教文友,取得了多方面的文艺业绩。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atlus,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为“宋代四大家”之首。苏长黄9岁,黄在北京当教授时,苏已名震朝野,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同狮山大学城,而自请放官于外。
元丰元年(1078)春,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投书赠诗给徐州任上的苏轼。他的《上苏子瞻书》说:“庭坚齿少且贱,又不肖,无一可以事君子,故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苏轼向慕已久却又不能随侍左右的心情;继而对苏轼“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恺弟约博后来”的“海涵地负”的高才大德极表钦佩:“晚学之士,不愿亲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则非人之情也。”,“然独未尝得望履幕下”,“乐承教而未得,”则表达了自己欲投师门下的强烈愿望;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引苏轼为知己,对“传音相闻,阁下又不以未尝及门过誉斗筲,使有黄钟大吕之重”的知遇之恩深表感谢。书信饱含着对苏轼的景仰与敬重。
黄庭坚随书赠诗二首——《古风二首上苏子瞻》,托物引类,意远情长: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
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
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其一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
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
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
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其二
黄庭坚在给苏轼的信中说:“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风二首,赋诸从者。《诗》云:“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心之所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不得于今人,故求之于古人中耳。与我并时而能获我心。思见之心宜如何哉!《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写兮。”今则未见,而写我心矣。”黄庭坚把苏轼作为“能获我心”的当今“知者”,而以我心写我心,真情实感充溢于字里行间。《山谷诗集注》中说,“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其舅文集,林志忆断言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今从之。退听堂在汴京酺池寺南,山谷作馆职,寓笔砚干此。”从中可以看到这两首诗对了解黄庭坚至关重要,对正确苏、黄之间的深情亦至关重要。
第一首诗以江梅与桃李的对比,喻苏轼之高洁与不同流俗,表达了作者对他的尊崇,并对他遭受打击排斥,被“弃置外郡”的不满和同情。最后两句体现了“君子之于世,视其所立如何,不在遇不遇也”的超然物外的思想与境界。第二首是前诗诗意的延伸。“后诗'松'以属东坡,'茯苓'以属门下之贤者,'菟丝'以自况”。作者通过描绘青松的形象和声势,喻苏轼超世拔俗的品格、高洁的情操及声名远播的影响,传达了自己对他的崇拜与敬仰。接下来,“诗意谓依附贤者,足以自乐,至其不为当世所知,则亦自重难进,而未尝汲汲也”。尾二句认为青松与小草,材之大小虽殊,气味则相似。此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苏轼收到黄庭坚的投书与蹭诗后。“喜愧之怀,殆不可胜”,只是由于“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直到初秋方作答并和诗。苏轼给黄庭坚的第一封书信中,极言称赞他的文才和人品,表达了与之结交的喜悦之情。文章跌宕多姿,言辞恳切,热情洋溢。苏轼答书首先回顾了两次闻知黄氏的情形与感受,首先,“轼始见足下侍文于孙莘老之坐上”,“其后,过李公择于择于济南,则见足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这与黄庭坚书中“早岁闻于父兄师友”相印证,道出了一些“传音相闻”的史实。
孙莘老((1028-1090),名觉,江苏高邮人,黄庭坚的岳父。嘉佑六年(1061),孙莘老官扬州。黄庭坚游学淮南,随舅父李常拜访了莘老。孙非常赏识黄的才华学识。“许以远器”,遂收为门生,悉心教授指导,并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孙莘老于宋仁宗嘉佑年间在京师编校昭文书籍时,就结识了苏轼。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还京师,得直史馆,二人交往益厚。宋神宗熙宁中,莘老因言事忤上,“黜知广德军,逾年,徙湖州”。
苏轼则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乞放外任,通判杭州。熙宁五年((1072)苏轼到湖州公干。湖州太守孙莘老自然是热情欢迎,故友相会于外郡,喜不自胜。款叙之余日内瓦医生,莘老拿出新任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的诗文给苏轼看,请他指教,并说:“此人,人知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静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怨恨屋本铺。”对黄氏的诗文与人品深表赞赏。
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字公择,“神宗初,为右正言,力抵新法”,出判滑州,后徙鄂州、湖州、齐州等。李常与苏轼早年同朝为官,是为至友。外放期间,亦曾谋面,且多有诗书往来。熙宁十年(1077)苏轼自密州将赴河中,经青州至济南。齐州太守李常“迎而款叙多日”,并同游大明湖。李常曾经带着少年黄庭坚游学淮南,对其禀赋知之最深。这次老友相聚,言及黄庭坚其诗其人。所以苏轼才有“过李公择于济南”那一段话。
孙觉、李常与苏轼之间的深情友谊,以及他俩对黄庭坚的荐举,使苏轼初步了解和佩服黄的学识与人品。而黄庭坚投书赠诗,苏轼作答和诗,无疑在北京大名与徐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直接交往,互吐心声,引以为友,这是“苏黄之谊”的一个里程碑。苏轼对黄庭坚的推扬汲引,收到了孙莘老“子可为称扬其名”的效果。《宋史黄庭坚传》中说,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乡宁天气预报。
苏轼在答书中称赞黄庭坚的赠诗“托物引类,真得古人之风”,而苏的和诗《次韵黄鲁直赠古风二首》亦是“托物引类”的佳作:
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
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
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
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
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
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
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其一
空山学仙子,妄意笙箫声。
千金得奇药,开视皆豨苓。
不知市人中胖妞吧,自有安期生。
今君已度世,坐阅霜中蒂。
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
阆风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其二
据“乌台诗案”,作者(苏轼)“自供”说,首诗开头四句“以讥小人胜君子,如良莠之夺嘉谷”,从“大哉天宇间”到结尾,“意言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比黄庭坚于蟠桃,进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以讥讽当今用之人皆小人也。”全诗既有对黄的赞赏和期待,又有对现实的不满与抨击。比喻生动形象,寓意深刻。第二首诗与赠诗的联系更为密切,几乎句句作答。和诗对黄诗中的赞颂表示谦谢,说自己枉负盛名。通观全篇,表达了诗人见贤思齐、出世脱俗的愿望晓说第二季。黄庭坚高度评价了这两首诗,说“和诗词气高妙,无以为喻”。
从此,黄庭坚一面潜心研读苏作,一面不断次韵相和。苏、黄二人诗书往来酬唱赠答,友谊不断发展。此后,不论是高居庙堂,还是贬谪蛮荒,不论是聚首京师,还是天各一方,始自北京大名的“苏黄友谊”整整保持了一生,并为世世代代所传颂。(转自《大名府》杂志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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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楠、王晓东
审核:冯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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