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垂燊臧鸿飞：这张照片的背后，有我阳光灿烂的日子-读者原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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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 臧鸿飞
臧鸿飞，资深键盘手，音乐制作人，korg大中国地区形象代言人。臧鸿飞生于北京，从小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乐理。1993年加入红桃五乐队，踏入摇滚圈，多年来与许巍、郑钧、张楚、姜昕、子曰乐队等众多音乐人合作，并涉足网络综艺节目，被称为国内最忙碌的音乐人之一。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张照片是最近一个朋友发给我的，它是一张二十二年前拍的照片，拍摄地点是在1996年的北京五道口。照片上的人是我们自己乐队的成员，这个乐队叫红桃五。
22年前红桃五乐队的合影
照片中站在最前面的是主唱兼吉他手周凤岭，他曾是窦唯的吉他手，窦唯在香港红磡演唱会上就是他给窦唯弹吉他，后来他也做过王菲的音乐制作人。
站在周凤岭两边的是鼓手单晓帆和贝斯手王磊，后来他俩去了汪峰的鲍家街43号乐队。之后单晓帆又跟窦唯和讴歌组了译乐队，王磊从鲍家街43号乐队出来以后，好像跟那赵牧阳一起玩，现在主要做世界音乐和电影音乐。照片中站在最后面的人是吉他手李硕丰，他现在也在做一些编曲的工作。
还有照片最右边的我，是乐队的键盘手。那时我们都特别年轻，我才19岁，我真是一辈子留长头发，那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拍照片的地方是我曾经开的一个酒吧门口，酒吧的名字叫亚梦，它曾是1996到1997年的时候，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地下音乐演出场地。这个酒吧的故事还得从我加入红桃五乐队开始说起。
1994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周凤岭。认识他的过程我记得特别清楚，前几天我碰见他还聊起这件事。1994年周凤岭刚结束了在香港红堪的演出回来，就去找王磊，正好我也去王磊家，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吃了顿饭，就这么认识了。
我记得他穿了一条红色的Levi’s，那个时候Levi’s在中国都很难找，我都没有见过红色的Levi’s。他穿着红色的Levi’s配黑皮鞋和黑皮夹克，我觉得他很酷，因为当时根本买不到这样衣服。所以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
1994年香港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的周凤岭
周凤岭所在的乐队叫红桃五，他们乐队之前的主唱就是唱《大中国》的高枫，但是大家不太喜欢高枫写的歌，觉得那不是摇滚乐。1994年高枫离队，去做了流行音乐。周凤岭说高枫走了之后，他想把乐队好好弄弄，他觉得自己可以做主唱。
我很支持他的想法，于是在1995年，我加入了这支乐队，开始和他们一起做音乐。当时他们几个人已经二十三四岁了，而我才十八岁。我觉得能跟他们一块玩音乐，是一件挺高兴的事。
当时我们乐队在亚运村的一座变电站里面排练，因为我们有一个粉丝是供电局的，他把那个地方让我们当作排练室来用，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有辐射。当时在那里排练的有我们红桃五乐队，还有后来愚公移山的老板狗子（吕志强）和他哥的三八乐队，以及汪峰的鲍家街43号乐队。
我前两天还回想起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个乐队的人一起聊天的情景，大家都会聊到各自有什么梦想这个问题。
我感觉汪峰从小就爱聊梦想，他见到谁都会问：“你有什么梦想？”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我的梦想就是想演一场有上万观众的演出。因为那个时候的摇滚乐还特别小众，乐队在小酒吧里经常面对的只是几十个观众，如果观众能有两百人都已经算是很多了。所以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演一场盛大的演出。
之后我问汪峰：“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记得那时只有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说：“我要成为比窦唯、张楚、何勇更红的，中国最红的超级摇滚明星。”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人会这样想？因为1995年和1996年的时候，正是魔岩三杰如日中天的日子，而当时汪峰的目标就是要超越他们。后来他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也挺让我感慨的。
被称作“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
后来那个变电站不能让我们几个乐队排练了，我们就失去了固定的排练场所。这时候有几个圈儿内的人，他们在东北做了一场崔健的演唱会，好像赚了点儿钱，就用那笔钱在五道口投了一家酒吧。
这几个人只能算业内的边缘人，就像演出行业的二道贩子，并非真正做音乐的人。所以在干了一阵之后，他们觉得做以摇滚乐为主题的酒吧不赚钱，于是就问到我，这个酒吧有没有人想接。
当时我除了乐队之外也没有别的事，如果我能接下一个酒吧，就能给这些朋友提供一个演出的场地，而且我自己的乐队也能有地方排练，这样我们就算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于是我就跟我爸妈借钱，接下了这个酒吧。
照片中我身后的墙上有个“梦”字，就是酒吧的名字——亚梦。我接手亚梦以后，这个酒吧就成了1996年到1997年中国乐队演出最多的场地。包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小娟，她和黎强每周一、周二在那里唱歌。还有后来唱布鲁斯的杭天，当时他还是特别年轻的小孩，跟他的老师，一位旅居中国的日本音乐家——大泽宽一起演出。
杭天现在是中国的布鲁斯大师了，但那个时候他才刚刚开始和大泽宽学习布鲁斯，大概每周三他们俩在酒吧里演出。另外像唐朝、张楚、面孔、汪峰、秋野，还有朋克兴起时期的地下婴儿等乐队和歌手，都登上过亚梦的舞台。
现在的反光镜乐队李鹏，当时还在他的69乐队，他在亚梦的演出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他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他当初登上亚梦酒吧舞台的时候，比他后来在工体演出还要紧张。不过我只记得当时自己觉得他唱得挺不好听的，因为毕竟是刚来北京开始学音乐。
经营那个酒吧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经验，根本不知道怎么运营一个演出场地。现在的酒吧和Livehouse一般都是歌手来唱歌，酒吧跟歌手商定一个分成比例，比如酒吧拿30%，歌手拿70%。酒吧是不负担演出费用的，你卖一张票，就分给歌手70%。甚至现在有的酒吧还会规定票房销售低至于多少张票时，还要罚歌手的款呢。
酒吧和Livehouse与歌手采取分账的方式合作
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歌手演一场值多少钱，我就会给他多少钱，然后自己再去做宣传，自己承担这个风险，经常会赔钱。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宣传，就只好去各处贴小广告。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当时他家里有台打印机，我就到他家去打印小传单，上面写着本周酒吧有什么演出。拿着印好的传单，我再去五道口、语言学院、地质大学、清华、北大里面去贴，有时候还会被保安赶。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的三里屯和鼓楼，有好多年轻人常去的咖啡店，所以只能把广告贴在自己酒吧门口，或是贴在一些大学的宣传栏上。
当然，亚梦也有一些演出特别火爆，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张楚在我们那里演出，那天酒吧里真的挤了有小一千人，就连桌子上都站满了人。但是当时的一些新人，像谢天笑还有很多其他新的乐队来演出，观众的确不多，这就意味着我得赔钱。比如我答应给人家歌手两千块钱，但是门票只卖了一千多，我就得搭钱给歌手。那个时候我觉得经营压力挺大的，而且我得承认，我不是生意人，不太会做生意。
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挺快乐的。因为有这么一个酒吧，我能让很多乐队有了一个可以演出排练的地方。当时刚组建的子曰乐队的头两场演出，都是在我那里演的，还有左小祖咒和周韧也在我那里演。所以年轻人聚在这里，也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新声音。
那时我们不太为钱苦恼，有的时候大家没钱吃饭了，我就说：“你们等着啊，只要下午阳光好，就会有外国人过来喝咖啡。”果然，下午陆续来了几个外国人，等我卖掉了三四杯咖啡，有了一百多块钱之后，我就把店门一关，跟大家说：“走吧，咱们去吃饭吧。”我就拿着刚卖的一百多块钱，带大家去吃饭。我当时也不会想把成本扣下来再考虑别的。那时候也会有很多其他乐队的人，不计报酬地帮我卖票，或者是给客人端酒、端咖啡，那样的氛围还是挺好的。
那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当时我对钱没有什么要求，有钱吃饭，乐队有地方排练，有设备，有场地，能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让各种乐队来演出，就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但是酒吧的经营状况却是每况愈下，经营一年多，坚持到1997年，酒吧倒闭了。
被称作“宇宙中心”的北京五道口
当我把自己的东西从酒吧搬走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酒吧里来了一群人，应该是接手这里的人。他们走进酒吧，指指点点，嘴里念叨着说这边改成包间，那边支几个电视，可以唱卡拉OK。听到这些，我觉得挺心酸的。我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块艺术家的聚集地就这样不存在了。
那个年代北京的海淀区是特别浪漫主义的地方，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海淀住了很多画家、艺术家。像方力钧、岳敏君这些人都在海淀，这些艺术家全集中在五道口和北大西门附近。魏公村附近也有一些艺术家，因为那有舞蹈学院和军艺。
在1990年代的五道口，你经常会看到在酒吧里喝着酒，突然看站在桌子上念诗，或者是大谈理想和艺术理念的人。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好像所有的核心都在海淀区。我那时候年纪很小，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某些时刻令我非常震撼。但现在几乎不会看到那样的人了，可能即便看到，别人也会觉得他特别装逼，或者觉得他是个神经病。
那个时候我们的乐队特别理想主义。乐队一年可能只有一两场演出，一场演出只挣一二百块钱，但是为了这一场演出，大家会准备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那时候只专注乐队的工作，完全不跟别人合作。就算是再大的腕儿来找我们，也都不会去，我们都觉得乐队是自己的理想，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周凤岭因为跟窦唯去演出而耽误了排练，大家还给他开会，说这样耽误自己乐队的事不合适。乐队的事是自己的事，给人家弹琴是别人的事。周凤岭就说：“好，那我不去弹了，我好好在这玩乐队。” 90年代我曾经也遇到大碗儿找我帮忙拍东西、录东西，我都没去，觉得自己专注做乐队就行了。当时我们乐队的几个人都是这样自我要求的。
1990年代仍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
这样的事情，换到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假如现在我们玩一个地下乐队，吉他手是一个给一线大咖弹吉他的人，我要是和他说，你给别人弹吉他是在耽误自己的事，对方肯定觉得我有病。人家要挣钱啊！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太大了。我觉得2000年以后就是另一个时代了，状况完全不同。
那个年代，除了酒吧可以办演出，还有一些演出并不在酒吧里。比如有些人会找一些学校的食堂，单位舞厅，他们把这些地方包下来，用灯光装饰一下，搬一套鼓，再搬两个音箱，把场地布置成舞台，然后约着乐队去演出。
曾经位于北京鼓楼东大街的MAO
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MAO和星光现场这样的专业Livehouse，经常就是利用一个食堂，甚至一个卖菜的地方演出。我记得有一阵子，晚上有人把北太平庄那里一个卖菜的地方租下来办演出。
那个地方到了晚上特别黑，也没有舞台，一堆年轻人把鼓和音箱围在中间，享受着音乐，现在想想觉得还挺酷的。还有人在海军大院的舞厅里办过演出，演出的时候还有住在海军大院里退休的老爷爷过来看，但是只看了一分钟，老爷爷可能觉得太吵了，就走了。
1993年和1994年的时候，这类利用临时场地做的演出有很多，这些主办者答应给我们乐队几百快钱，其他乐队也给几百块钱，再加上租设备的费用，一共得负担几千块钱的成本，最后他再用五块、十块一张的门票收入来抵掉这些成本。当时好多组织这种演出的人，现在都成了唱片界“大鳄”了。
当时北京的音乐演出环境也催生了我想办一个只有摇滚乐演出的酒吧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玩，每个人都盼望能有这样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开亚梦酒吧不是出于商业的考虑，而是真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嬉皮文化，形成了这么一个比较乌托邦的想法，梦想着能够拥有一个供大家一块儿玩音乐的地方。不过酒吧最后倒闭，可能也跟这个原因有关吧。
汪峰的鲍家街43号乐队
这个酒吧没有了以后我的乐队还在，有一阵子，汪峰老和我们一块玩，我们老一起喝酒聊天。最早鲍家街43号乐队的成员，全体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以汪峰发现这样下去不行。我也在音乐学院上过学，所以我知道如果在音乐学院读到本科甚至博士以后，想象力确实就局限了。
而我身边这些玩地下摇滚的人比他们更有想象力，所以汪峰想结合我们乐队里的人加入他的乐队，于是他就换了我们乐队的王磊和单晓帆过去。他们去了以后，我们乐队在1990年代末期一直不太稳定，后来红桃五乐队在1998年到1999年的时候就解散了。
虽然有点遗憾，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因为我们这五个人在二十二年之后都还在做音乐，这让我很感慨。尽管我们有的人在做幕后工作，有的人还在台前，但大家都在从事音乐这个事业。
单晓帆跟小窦他们一块儿玩译乐队；凤岭组了自己的周先生乐队；王磊和他的朋友玩世界音乐；我也在做自己的音乐，今年也做了许巍的音乐制作人，也为毛不易的音乐做幕后工作，而且我自己也在台前唱歌。
从1996年到2018年，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被公众所熟知，有些人可能对圈外来人说，就是陌生人，但是过了二十二年，这五个人都还在玩音乐。
正在音乐节上表演的臧鸿飞
我想有一天，能约上他们四个人再去五道口那个地方拍张照片，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二十二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对于我个人来说，就像是属于我自己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吧。
下期嘉宾 /笛 安
笛安，作家，杂志主编。2003年在《收获》杂志发表个人首篇小说《姐姐的丛林》，此后陆续发表多部长篇小说。
其中《告别天堂》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小说《西决》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2010主编杂志《文艺风赏》。2014年，凭借小说《南方有令秧》获“2014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最具人气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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