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垂燊自说自话|隐、士、隐士和隐士叙事——一些无根据的想法-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孔垂燊昨晚睡觉前突发的一些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其中一些观点断语肯定有不妥，欢迎指正与讨论。
隐士行为本身似乎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或者说矛盾，借「隐士」一词本身正可作解：既要「隐」，又是「士」。
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弘毅」是「任重而道远」；而隐，就是与所有这些拉开距离——于是，张力便出现了。
通常，隐士行为，似乎即意味着在生存环境或生活状态上与俗世（或者叫尘世，whatever，就那个意思）分离。因而隐士的成就，最重要的不是山水深林，反而是被鄙弃的俗世，借用陈说，重要的不是野，而是市和朝（当然这和隐的等级划分没有任何关系），客观上，没有后者，隐就无处可隐。
另一方面，在主观或者说个人选择层面上，「隐士」似乎时常被理解为消极的逃避，但若从积极的一面看，「隐」也是一种拒斥，其决绝与刚烈，完全可以不亚于朝中死谏之人。
越是「忘」情山水，越意味着强烈的「记得」，借用杨奎松的一个书名，这是忍不住的关怀。许由洗耳，何其生猛倔强；温和平淡些的《桃花源记》里，也还有武陵渔人，还有南阳刘子骥，还有太守。即便超然如陶渊明，下笔写的是桃花源，心里到底还是念着「秦时乱」。
这样的矛盾似乎早已伏笔于隐逸的第一步。不为五斗米折腰，拒斥了所谓浮名虚利，也拒斥了官僚体制，拒斥了当时整个的政治环境。隐，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道德选择，更是一个政治选择。（行己有耻——不辱君命，士也是这样。）
所以再看陶渊明那首《饮酒》诗，要我说，隐士的「真意」根本不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在「心远地自偏」，更在「结庐在人境」。
到此为止，所有的「隐士」都还只是行为，未成「叙事」。这又回到了先前「俗世成就隐士」的问题，这不仅是说它提供了另一种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可能性，同时也在于，对隐士的评价、讲述，还是要由俗世来完成。
人们对隐士行为自古至今基本持肯定态度，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若依循成见，将强调入世进取（这也是个成见）的儒视为传统文化主流，那隐士得到长久的推崇，不是有些不合理吗？
我以为，这里当然有支流文化，譬如道或者佛，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儒学内部似乎也有「隐」的种子。看侍坐章里，孔子赞同的是曾皙的理想，印象里《论语》或《春秋》中似乎也有「乱世不仕」的说法。这也是「隐」，但这种「隐」非但不出世，反而极端入世。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表面上是寄情山水，是「隐」，底下藏的全是政治，是「士」。至于「乱世不仕」，更是有一个鲜明「治世」的设想在其后。
这样的张力一直延续到后世经营「隐士叙事」的文人那里，出世成了入世的武器，推崇「隐士」、「隐居」、「隐逸」，有意无意的就是在批判现实。士言隐士，由「士」到「隐」再到「士」，利用「隐—士」之间看似化解不了的张力消解了这种张力，儒的「隐士叙事」最终完成——在价值选择、文化概念之外，它也是一个政治的东西。
先前提到，隐士现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也有多种「隐士叙事」，有儒的叙事，相应的大概也会有道的叙事，佛的叙事，或者其他什么的叙事。这些多样的叙事，或许可以理解为在「隐—士」天平两端加上了不同的权重，譬如，儒就是把砝码更多加在了「士」的一端。
印象里有些隐士故事，隐到后来就飞升成仙，「人话」变了「仙话」、「神话」，这便是在「隐」这一端加了过重的砝码，甚至是有意要把「士」这一极完全抹去。人仙之间的张力，似乎又另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