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垂燊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情境-北佳心理
孔垂燊科胡特
以上陈述对我来说，是与分析的基本原则完全一致的；而其所提倡的态度，是提升分析师对浮现的潜意识材料的认知。例如，假若一个病人的不断疑问，是婴儿化性欲的好奇心的移情展现；这个被动员的儿童期反应将不会被过早中断，相反地，这反应将会得到更清楚地厘清；只要分析师首先借着回答病人的疑问，而后才指出他的回答无法满足病人，这就不会对被分析者的神入回应的需求造成人为的拒绝。这些考量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来说，尤其真实；这些似乎是来自婴儿化驱力的衍生物，被当做是性欲的好奇的展现，其实它们仅仅是为深藏的渴求自体—客体的回应的挣扎所找到的表达管道。而且这些考量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古典的移情官能症；假如病人正常而一般的需求不被当做防御的假装或婴儿化驱力—欲望的衍生物而立刻地拒绝，反而先就表面的意义来对待并给予回应，那么被分析者的客体—本能需要的移情本质，将被更仔细地阐明。
如我前面所说,人类在缺乏神入回应的心理环境，不能有心理上的存活，就像在不包含氧气的大气中无法物理地存活。缺乏情绪的回应、沉默、假装作为非人性的电脑机器一样地收集资料并传递诠释，提供如此的心理环境，而想要对一个人的心理组成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特征有最少扭曲的厘清：就好像提供的物理环境是在没有氧气的大气中接近零点的温度，却而想要最准确地测量他的生理反应。分析情境中所提供的适当中立，依据的是平常的情形。分析师对病人的行为，应为平常所期待的——也就是心理的感知者对于某个受苦中且信任他来寻求帮助，所采取的行为。
此处可能有反对的看法，认为我多此一举：用不着多说的是分析师的举止必须是人性的、温暖的，且带有适当的神入回应，而且分析师对于他们病人的举止的确是温暖而人性的。我现在倾向于相信，这个认为我多此一举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简单的理由就是在我们所指称的分析情境，这个如此深入人性的集合体，分析师的行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最后几乎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但是我也知道存在着一个理论的偏差，使分析师要以自然的、放松的方式来行事是困难的。而相反地，当分析师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的病人时，他们倾向于感到莫名的不安或罪恶感。结果，某种僵硬、人为化与刻板的保留态度，是分析师所期待带入分析情境的“中立性”（ neutrality）的寻常成分。而且当被分析者面对绝非中立的且实际上大致是剥夺的气氛，反应以生气时；分析师将假定他面对着阻抗的出现，而此阻抗是对抗着分析的程序——他将阻抗诠释为潜在驱力（攻击）的展现——而事实上分析师处理的是人为产物。假如分析师真的感到一丝丝的罪恶感，每当他没有依照弗洛伊德（1912，P－115）著名的格言，说分析师应该“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要仿效外科医师，他们抛开所有个人的情感，甚至是人性的同情”，那么分析师的情绪自发性将会被限制。
此处应该添加弗洛伊德非正式表示的看法，此看法与上面摘录的告诫有很明显出入。例如，在一封给菲斯特（ Pfister）的信中，他表达的意见与我在自体心理学的背景下阐明的适当的态度，在方式上是一致的：“你知道人类对事物感知的倾向，不是只就表面来看，就是把它们夸大。我清楚知道的是，就分析的被动性的议题来说，我一些学生的看法就是如此。尤其是H，我倾向于相信他借着某种冷淡的漠不关心，搞砸了分析的效果；然后他又忽略了揭露他在病人身上所唤起的阻抗。从这个例子所得到的结论，不应该说是分析之后应该接着综合（ synthesis），而应该说是移情情境的完全分析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治疗中仍然残留的移情，可能且确实应该具有的特色，是一种真诚的人性关系”（E．L． Freud and Meng，1963，p．113）。
我知道对于分析的技术而言，仔细论述的重要著作中陈述的重量，是大大地不同于朋友间书信非正式的、放松的闲聊。但我要冒险来猜测，在弗洛伊德的生命中，不同的时间点的这两种看法不是没有意义。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在第一个与第二个相对照的看法之间，弗洛伊德又多了十五年的临床经验。然而对于这个改变可能有另一种解释，也就是弗洛伊德在他分析生涯的早年，主要面对的被分析者都受苦于结构官能症；后来，主要的精神病理逐渐发生了转变——精神病理的形式转变为我们现在所指称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而弗洛伊德的第二个陈述，就是对这个改变前意识决定的回应。
一般而言，我已经获得的看法是，来自分析师的态度——情绪的保留与不说话的回应，对受苦于古典的移情官能症的被分析者来说，经常是同调于他们的需求。这个看法所根据的结论是，当这些病人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曾经被过度刺激；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其双亲的情绪生活，使他们未成熟的人格组织的能力遭受过度负担。确实，我相信当儿童期曾被成人的环境过度刺激，是他们后来的精神病理的类型，也就是结构官能症，在起源上的决定因子。
对于儿童期曾被成人环境非神入地过度刺激的被分析者，分析师的反应倾向为不说话，这种倾向可能因此显示着他对其病人人格的理解。有鉴于这类病人的盛行，甚至可以声称说古典的立场在早年的时期是正确的。但不说话的回应被坚持为所有个案都适用的正确态度，与这样的结论并不一致。因为古典的分析师对其立场的有效性理由，欠缺意识的理解；他不说话的回应不能被评估为适当的神入回应甚至在病人体验为提供了健全的治疗气氛的案例中。然而正确的神入回应是精神分析师在治疗情境中，两阶段的基本活动的第一个阶段的内在面向；它终究必须被言语的诠释所接续（在这种个案中，是关于病人对过度刺激的敏感的动力学，以及关于此敏感的起源重建，也就是关于病人的非神入地过度刺激的儿童期自体—客体）。但是，就我能分辨的能力范围，古典的分析师的诠释焦点位于他处。我因而倾向于坚持这样的看法，就是即使有关结构官能症（神经症），古典的情绪保留与不说话的回应态度，不能被明确地认为是创造了平常的、可预期的分析情境且构成真实的中立，即使它刚好符合被分析者的过度刺激的儿童期自体的需求。分析师采取不说话的回应，不是因为被分析者的特定需求，不是因为他对被分析者的受困扰人格的起源核心的深度理解，而是因为遵守这样的教诲：移情的污染必须避免。分析师的不说话与保留，因而将被体验为非神入的，即使是对困扰于结构官能症的被分析者——要不是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如此的态度经常决定性地被情绪的弦外之音所软化；而这些发自分析师精神深处的弦外之音，虽然存在着分析师意识上的理论确信，但仍然能听到。
自体心理学的观点所带来的概念改变，以及所得到的结论，为分析师——至少是一些分析师——在临床工作中的实际行为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尽管理论及其相关的技术指导阻碍了他们，尽管他们因而觉得，在处理被分析者的精神病理的某些最中心的部门的展现，对于他们所采取的态度的重要性应该于以轻视，借着把他们的态度贬低为分析中边缘的位置，以及小心地把这态度称为分析的技巧。
于是分析师的技巧行为，可以被当做分析师觉察的展现：对困扰于自体疾患的被分析者的脆弱性，而这也是他对被分析者撤回或以暴怒作回应的倾向的觉察的展现。但对困扰于自体疾患的被分析者，即使是来自分析师这边最敏感回应的行为，基于分析师对其精神病理的正确但仅前意识地达成的评估，不能代替重建—诠释的取向，而此取向是基于分析师对个案自体的结构缺陷的意识的掌握，以及对其自体—客体移情的理解；此移情的建立是根据这些自体的缺陷。而且假如，对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个案，分析师除了无法掌握被分析者的精神病理的本质并加以适当地诠释，他还坚持谨慎保留的态度与过度沉默的回应行为，那将会造成更有害的后果。被分析者会觉得其自体的刚开始展现的表现癖，或是其小心提出的理想化的幼苗遭到了拒绝；这些纤细地构成的结构，才几乎刚开始被再度动员，就将再一次崩溃。被分析者的行为特征将会是失望的倦怠（自体的脆弱）与暴怒（自体肯定的退化的转变）的混合；而且，更详细地说，分析师的诠释将开始聚焦于被认定的婴儿化攻击与内疚的再活化的相互作用——被拒绝的自体的倦怠，通常被误以为是结构冲突的结果（对于破坏的冲动的内疚感）——而他们将忽略更重要的被分析者的儿童期体验的重复：被分析者对其自体—客体的错误回应的反应。分析师在自体心理学的架构下，对被分析者之暴怒与破坏性的意义的再评估——我愿意再次强调，再评估是完全相容于分析师对临床情境的内与外的攻击与敌意，其遍存性与重要性之智性与情绪上的全面认知——不只有助于防止在分析师与被分析者间产生人为的敌对立场；而且借着诠释重点的改变，逐渐导向整个致病结构的分析的解决，而这个致病结构是被分析者暴怒倾向的基质。简单地说，被分析者要“面对”的不是以敌意做成的基石，亦即他此刻必须先学习在自己身上认出其存在并加以驯化；而是要面对这样的理解任务：虽然他有权期待其成人生活中的自体—客体一定量的神入回应，他最终必须理解成人生活中的自体—客体不能弥补其儿童期自体—客体的创伤的失败。正是被分析者的儿童期致病的自体—客体移情的再现——有害的儿童期环境的重建——及其早年生活的自体—客体的失败所造成的创伤状态的修通，同时伴随着新的心理结构的奠立，减少了被分析者的暴怒倾向。
总结我对分析情境中分析师的态度的看法，首先，我会说给个案提供额外的爱与善意，绝非分析师的目标——他要提供给个案的实质帮助，只有透过其专长技术的运用及专长知识的应用。无论如何，他专长知识的本质——他特定的理论观点——在决定他面对个案的举止方式上是重要的因素。它影响的范围不只是分析师观察的现象的种类，也影响到他评估与诠释现象的方式。假如分析师认为分析的观察所能穿透的最深度，是由驱力的层级所构成（不管是力比多的或攻击的），那么在克服阻抗之后，分析所揭露出的驱力—欲望可以被压抑，或被驯化，或被升华；分析师将会同调于被结构官能症障碍的个案的问题，而且他将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其潜意识的冲突。虽然我依然坚持，如果分析师忽略了狭义的自体心理学，他的理论是不完整的；但这个不完整并不会决定地干扰了治疗的有效性，因为如我之前所说，统整的自体存在于冲突的两边，因而由于心理上的对等可以被消除掉，且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如果分析师处理的个案困扰于自体结构的缺陷，那么理论的不完整——此处我谈的不仅是缺乏狭义的自体心理学，而且是缺乏广义的自体心理学——就变成严重的阻碍。假如分析师不能认知到：在最深的层次，分析师尝试要透过从若干崩溃的产物（关于性欲区的力比多体验、关于无法控制自体—客体的暴怒）转向崩溃产物之前的基本心理构造（借着自体—客体的神入回应而建立统整的自体的再活化的尝试），以建立对自体客体的移情；那么分析师将会聚焦于有关驱力的冲突——被分析者的性欲的与破坏的目标，及其对这些目标的内疚感——因而不是变成教导的（驱使自我—控制），就是——经常伴随着骄傲的现实主意的展现——变成不必要的、悲观的；而他根据的信念就是分析如今已经达到“生物的基石”，除此之外不能再穿透什么。
有一个问题——我已经讨论过其理论的意义——现在我必须回来面对，即使我认为它的理论意义大过于临床的重要性。虽然我声称分析师在分析过程的参与，提供被分析者一种——纯粹精神内部地决定的——不被扭曲的移情的发展所需的真正中立的基质；换句话说，即使我声称，如我所定义的分析师参与将会去除人为干扰——也就是并非精神内部决定的体验与行为模式——而这些确实会扭曲移情；虽然这看起来很吊诡（ paradoxical），但我承认可能发生罕见的案例，其中分析师的人格促成了选择的影响：关于缺陷的自体的结构性复健，在两个（或数个）同样可用的及同样有效的模式之间的选择。虽然这应该很明显，但可能要补充的是，我所谈的不是对分析师的人格的概括认同。尽管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且在修通过程中作为暂时的阶段而具有合法的位置，并最终导向转变内化作用；这些情形的持续，清楚显示了分析尚未完全，个案的自体已经被外来的自体取而代之且尚未被复健。无论如何，即使这些假治愈（ pscudocures）被仔细地纳入思考并被排除，仍然可能有罕见的案例，其中分析师的选择性回应确实会影响修通过程的目标，以及影响最终被复健的自体的特定形式。
关于我自己本身的人格对被分析者的复健自体的可用选择，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不能找到确实的证据。事实上，我很自然地对这样的事实引以为傲：我的被分析者们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困扰所找到的问题解答，无疑是他们自己的，以及——无论他们的自体内在的先决模式为何，他们可能借着对我产生过渡的概括认同而被暂时地扭曲——他们最终将会出现且怀抱着他们自己所发现的知识。
但是，虽然我不能从我自己本身的临床经验中，举证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来支持我的推测——这个任务所需的客观性是很难达到的——我作为督导者与咨询者，有时候会在分析中观察到：分析师对于浮现的移情材料的反应，其顺序与相对的强度似乎影响了被分析者在修通中方向的选择。
举个例子，最近我有个机会研究一份普遍的且专家提出的个案分析报告，是关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个案，且得到了良好的结果。被分析者是Y女士，这位女性的精神病理包括相当严重的活力降低、表现癖的上升，以及中等程度的身体—自体的统整障碍；她达成了其身体—心智自体的可接受程度的稳固，以及从其功能的展现体验到一定量的欢乐。这让她感觉更容易接受她自己，以及作为此进步的附属品，她可以和先生，尤其是和她的小孩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新平衡的达成，本质上是透过朝向母性的镜像自体—客体移情的修通。
无论如何，在这个分析的开始，个案与其分析师（一位女性）之间发生了一种交换，而我相信这是关联于目前的情境脉络。Y女土提到，她曾困扰于一种大肠疾病，且曾被诊断为溃疡性大肠炎；并且她强调表示想要获得这个疾病的“心理因素”。分析师对于这个目标表达了警告，提醒心理领悟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有效果。个案立刻顺从于分析师的现实主义，而说她并不期待分析可以让她“变成新的人”。她并附加了——一句不合理推论，应该注意的是，它的意义逃过了这位其他方面非常有感受力的分析师的注意——她并不期待“分析可以使她成为作家”。
可能有另外一位分析师，从一开始就潜意识地同调于个案的渴望：想要透过创造性的追求来表达她夸大自体的表现癖；这样的分析师对于分析能否处理她大肠疾病的这个希望，是否有不同的反应？这位分析师，即使因为防御的现实主义，促使他警告个案关于分析效果的限制；他仍然会因为被分析者后续的叙述而变得警觉，虽然其叙述是以负面的方式（见 Freud，1925）表达，但显示了大肠疾病与她想要成为作家的渴望二者之间的关联？因此，可能发生的修通管道不仅是朝向有缺失的镜像，而她的身体—自体于儿童期曾经暴露其中；也可能是朝向未充分提供的机会，想要和理想化的、全能的自体—客体融合，而此自体—客体代表的目标是文学创造领域成就的前驱？而分析焦点如此的转换，是否可能会导向不同的分析结果？应该附注的是，这种结果比起事实上达成的结果，将会在精神分析上同样地稳固与有效。如此的分析可能会造成不同种类的自恋平衡——分析可能会导致被分析者对其自体—表达的表现癖需求增加了觉察，可能导致她对于她夸大—表现癖的自体，形塑美丽的且/或重要的翻版任务有更加稳固的理想化；而非朝向被她生病的大肠所排挤的脆弱的、定义不清的、未被镜像的自体的翻版。如此分析的最终结果，也会包括被分析者达成自恋恒定的能力增加——无论如何，这种恒定的基础，不是因为分析实际上被完成而得到平静完美的感觉，而是基于她骄傲与胜利的成就感，伴随着达到理想化目标之后的欢乐。
精选自科胡特原著《自体重建》
关注微信号xinli163每天收听我们的消息
为您推送更多自体心理学精品阅读
自体心理学专业培训：
【补录少量名额】徐钧北京自体心理学临床咨询研修班（深入主题主体间、波士顿小组、具身性在临床）
北京新一轮三年徐钧自体心理学连续培训项目
北佳自体心理学取向实习咨询师项目
预约咨询